■ 中国工业报 余 娜
   “双碳”目标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转型的基本方向之一。作为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通过发电、供热、供气等方式，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交通、生活等多个行业，并在供热、发电调峰、合成材料等领域快速发力。
   “受传统生物质能 （土灶台燃烧薪柴）‘脏乱差’影响，整个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对发展生物质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个别地方把生物质燃料当作仅次于散煤的高污染燃料，采取限制发展政策。”在近日召开的2021（第三届）全球生物质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波表示。
   他同时指出，目前产业发展单靠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进行支持，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贴缺口越来越大，资金短缺已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开发规模不断扩大 政策体系日益完善
   自2006年 《可再生能源法》生效以来，我国建立了由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和行业扶持政策措施构成的较为完整的生物质能源政策框架，特别是采取了强制收购、产品补贴、税收优惠和费用分摊等一系列经济激励政策，基本涵盖了生物质发电、沼气、成型燃料和生物液体燃料等各个领域。生物质相关标准等政策的出台，有力地促进了生物质能产业全面发展。
   来自 《生物质能发展潜力蓝皮书》的数据显示，生物质资源年产34.94亿吨。其中，秸秆可收集量6.94亿吨，畜禽粪便18.68亿吨，林业剩余物3.5亿吨。
   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投产生物质发电并网装机容量2952万千瓦，年提供的清洁电力超过1100亿千瓦时。 生物质清洁供暖面积超过3亿㎡。目前建成大型沼气、生物天然气工程7700余处，年产气能力13.7亿立方米，供气47.8余万户。“以 《可再生能源法》为基础，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支持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针对不同技术，分别出台了各类生物质能产业发展政策。在政策的支持下，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任东明表示， “随着产业发展具体情况的变化，政策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未来，生物质政策调整将顺应新的形势发展要求，着力于发挥生物质能自身优势，力求使之在 ‘双碳’目标实现、推动能源转型、服务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坦言，作为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一是开发规模不断扩大。 “十三五”期间，生物质能装机规模增长了近两倍。生物质天然气年产量达到1.5亿立方米，生物质成型燃料年利用量达到2000万吨。
   二是利用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全国生物质发电年发电量达到13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19.4%，为约1.8亿城乡居民提供了一年的绿色生活电力。全国生物质能年利用量折合约5000万吨标准煤以上。
   三是政策体系日益完善。以 《可再生能源法》为基础，可再生能源发电份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出台，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稳步实施，市场化竞争性配置有序推进。此外，国家能源局还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 《关于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有序推动生物智能多元化开发利用。
生物质发电处于下风 管理职能过于分散
   生物质能发电与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并列为我国四大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相比早已实现商业化运营的水电，以及快速进入平价时代的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成本居高不下，且有不断上涨的趋势。在发电领域的市场竞争中，生物质发电明显处于下风。
   任东明建议，生物质能应实现多元化和差异化发展。以多元化的技术优势，拓展多元化的市场。除发电外，应积极发展供热、液体燃料、固体颗粒燃料等。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发电布局。在某些生物质能丰富，而水电、风电、太阳能存在发展障碍的地区适当布局生物质发电。在风电、太阳能丰富的地区布局生物质发电提供调峰电源。在煤电较多的地区布局生物质发电替代煤电提供基荷。
   作为国际公认的零碳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具有绿色、低碳、清洁等特点。生物质资源来源广泛，包括农业废弃物、木材和森林废弃物、城市有机垃圾、藻类生物质以及能源作物等。
   “生物质废物来源广泛、产量巨大，但管理及利用水平较低；我国生物质废物资源化技术总体仍处于跟跑阶段。”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分析， “生物质废物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潜力巨大。生物质废物降碳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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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减排为重点。在生活垃圾填埋场分流整治上，应收集利用甲烷减污降碳，华东、华中、华南存量垃圾填埋场治理具有较大碳减排潜力。”
   在史玉波看来，目前生物质能发展主要存在四大问题，即对生物质能认识有待提高，部门协调仍需加强，发展责任主体需进一步明确，支持政策有待创新。
   “生物质能管理职能较为分散，发改、财政、能源等均有相关职能，过于分散，不能形成有效合力。发展责任主体需进一步明确。在产业发展中，需充分考虑生物质能利用的环境、民生效益，应按照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明确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环境治理支出责任，并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再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中统筹考虑地方环境治理的财政需求，才能促进生物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史玉波说。
顶层设计有待完善 战略地位亟需提升
   生物质能产业化提速的当下，如何完善系统规划？搭建良好的政策体系？不少专家从多个角度给出了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认为，应提高认识，提升生物质能在能源转型中的战略地位。
   “生物质能利用兼具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气候效益，应将生物质能的地位提升至风、光、地热一样，并制定相关发展战略。”杜祥琬说。
   史玉波也建议，完善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应从国家层面明确生物质能发展在推动乡村振兴、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的定位，建立健全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协同推进生物质能发展的工作机制，构建政策支持体系，形成工作合力，促进生物质能可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要提升对生物质能绿色零碳属性的认识。生物质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具有绿色、低碳等优势，是我国可再生能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立有机废弃物有偿处理机制。按照 ‘谁产生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谁处理谁受益’模式，逐步形成对畜禽粪污、餐厨垃圾，以及其他有机废弃物处理收费的机制，以市场化方式建立安全高效的原料收集体系。”史玉波说。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质工程中心石元春提醒， “在我国，生物质独特的碳中和特性和负碳排放功能，以及生物性碳捕获与留存尚未被广泛认识，需要上上下下更新观念，吸取国际成功经验。”
   “应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大力推广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和BECCUS（负碳排放）；充分利用有机废弃物，扩大边际土地种植能源植物（灌木，草类，林）；挖掘生物性碳捕获与留存的巨大潜力；真正落实对沼气-生物天然气的政策支持；加大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生物质特别是甲烷减排的份额。”石元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