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科技部等部门近期联合发布了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R&D）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指出，2009年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R&D）支出达到5802.1亿元，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四；参与R&D活动的人员达到318万人，是世界上研发人力资源投入最多的国家。2009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虽然达到了1.7%，但与世界领先国家3%左右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4.7%和13.3%，与美国2008年基础研究支出占17%和应用研究支出占22%的比重相差10个百分点以上，差距明显。
   笔者认为中国研发能力之所以不能与发达国家媲美，主要是因为四个方面存在差距：首先是投入不足。中国科研绝对投入虽然是世界第四，人均投入就少得可怜了，既不多也不强；其次是人才配置有偏差。科研队伍中从事基础研究和企业一线人员偏少，战略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研究人员更少，高层次人才中创新型、领军型人才尤为稀缺。人才队伍结构也不均衡，高级专业人才普遍年龄偏大，青黄不接的现象仍然存在；再次是体制和管理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我国目前还没有设置独立的R&D财政预算，基础研究经费被列入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科研基建费等不同的科目管理，不仅实际投入数量难以把握，而且投入方向上重复和缺位并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相分离；在具体操作中，管理层次多且设置重叠，项目、人才、基地、设备分割，大而全或小而全自成体系，科研资源无法共享，总体上缺乏一个鼓励研究人员长期积累、潜心研究的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R&D经费包括企业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开发全新产品等活动过程中支付的劳务费、仪器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而企业从事技术引进、购买新生产线、消化吸收和技术改造等活动及其产生的费用，并不能算是R&D投入，也不是自主创新。但我国目前允许企业R&D费用按150%比例在税前扣除，因此很多企业把这些投入算成了R&D费用，无非是为了合法避税；再者很多企业的配套经费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仅在申报专项课题时提及这个数字概念，实际上从未到位；何况地方政府科技配套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也不鲜见，甚至存在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所以这5800亿元R&D经费泡沫还是不少的，拧干后是否仍是世界第四，有待商榷。
   公报还披露，我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自主研发水平不高。2009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为1893家，仅占4.7%；大中型工业企业共有授权发明专利14277件，约每3家企业有一件。公报指出，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明专利绝大多数仍来自国外，如无线电传输、移动通信、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来自外资企业的分别占93%、91%、85%、69%和60%。而发达国家80%的科研工作，是由本国大企业完成的。在国外专利申请中，科技含量最高的发明专利占86.6%。
   科技成果的转化方面也还有提升空间。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力量源泉，也是产业化的初始关键环节。笔者认为以下数据，或许可以比较客观的反映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差距：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拥有专利成果330多万项，但实际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发达国家为60%~8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科技成果不足5%，发达国家为20%~3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发达国家为75%以上；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远低于发达国家。
   科技成果转化为何如此之难？除了产学研结合不好，科研和市场脱节等诸多原因外，恐怕与我国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可靠性不高也有很大关系。目前中国的科技成熟度仅排在世界第79位，很多技术成果都是小试后就申请专利了，通过中试的成果不多。只有通过中试才能检验技术成果的成熟度和可靠性，才能暴露工艺、设备和成本等方面的不足。但中试费钱耗时，风险很大，与科研投入比例高达1∶10。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或个人发明者，既无财力也无意愿来做这“花钱不讨好”的工作，科技成果转化率又怎么会高呢？
   其实不管中国的科研投入如何给力，中国制造要面对的仍然是一些老问题：大而不强，增加值低； “三高一低” （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低产出）的落后生产方式依旧存在；产能过剩突出；制造企业单体规模偏小，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劳动者报酬偏低；物流成本偏高。
   中国人均GDP已达4000美元，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惟有持续加大R&D投入，提高R&D质量，加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进程，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中国智造，才是化制造大国为制造强国的根本途径。(殷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