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的企业每年遭遇用工荒的程度比中国其他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要严重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珠三角地区的企业长期对工人实施低福利政策，以及由于珠三角企业用工需求更多呈现季节性，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大，加之珠三角地区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以及缺乏充分发展的服务业来充当缓冲器等。
   未来珠三角还将是中国用工荒最严重的地区。
   珠三角劳动力短缺最严重
   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早经历用工荒的地区，也是缺工状况最为严重的地区。春节过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很多地区又开始出现缺工现象。中国 “民工荒”问题最早于2004年在珠三角地区出现，其缺工程度随着时间逐渐增强。根据调查摸底，2010年初广东省企业缺工约90万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中广州缺工约15万，深圳、东莞缺工各约为20万，缺工企业主要是制衣、制鞋、玩具、纺织、建筑、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数据显示目前广州地区企业求人倍率约为1.36∶1，即每个求职者有1.36个岗位空缺。岗位多于工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情况明显；2010年底惠州的企业也出现结构性用工短缺约3.6万人。
   实际上除去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4年开始，每年珠三角的城市都会面临用工荒的现象，而且缺工的程度日趋严重，而2011年整个珠三角的缺工现象将进一步严重。长三角的缺工现象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与珠三角2004年就出现用工荒现象相比，直到2009年下半年开始，长三角才出现缺工的现象，且大部分正规企业用工情况良好。以苏州为例，数据显示各类大型企业的用工需求能基本得到满足，而中小型企业，因薪酬、保障、环境、技术等方面不如大型正规企业，缺工达到20%左右，尤其是新增的纺织印染服装企业由于需要一定劳动技能，加之薪酬和劳动环境低于机电企业，缺工比较普遍。
   其他沿海地区的缺工现象更多是春节前后暂时性质的。而近年来天津出现用工荒的情况较少，而且基本限于春节前后，农民工返乡未归的时期，并未出现大面积的持续缺工。根据山东省就业办公室提供的数字，目前山东全省尚有360万农村劳动力处于待业状态，仍然属于农民工过剩阶段。
  珠三角劳动力短缺的原因
   企业长期对劳动力实施低福利导致珠三角对劳动力吸引力下降。珠三角对于劳动力工资和福利改善速度过于缓慢。像长三角地区出台了一系列提高农民工收入，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尤其是工伤保险、最低工资保障、医疗保险，像在上海的农民工还有养老保险，而广东这方面却没有明显的改变。如上海已有200万外来务工者参加 “外来人员综合保险”，江苏分批推行外来务工者参加 “五险”。
   其他制造业基地早于广东出台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政策。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留守儿童问题导致大量农民工不愿意再外出，或者是选择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打工而舍弃东部沿海更高收入的机会。
   不少地方针对农民工子女上学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像天津2008年就出台对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校按人均标准和实际在校生足额拨付教育经费，目前在上海的农民工同住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达90%以上，无锡市也有90%以上的外来务工者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增加了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而广东省在这些方面的扶持政策则相对落后。
   珠三角政府对于用工企业的监管比长三角和其他沿海地区更为宽松，导致该地区的劳资关系较差，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低。广东相对于长三角和天津等地区开发时间更早，开放程度更高，同时政府也更加重商，对于用工企业的监管更为松散，而天津则由于政治经济色彩浓厚，政府强势介入本地经济，劳资关系在严格监管下矛盾较少。
   珠三角企业类型和劳动力来源等决定了其劳动力供给不稳定。珠三角多为代工类的中小制造企业，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导致劳动力供给很难满足其短期需求。珠三角更多是 “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对外贸依存度高，生产、运营和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多呈现周期性和季节性，这类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在淡季时仅留存少量工人，而遇到订单突然增加时，就很难要求劳动力供给能在短期内满足企业用工要求。
   代工类小型制造企业对劳动者的吸引力差。代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呈季节性，对于希望留在城市生活、缺乏农业生产技能、渴望稳定工作的新一代农民工的吸引力低，另外这类企业利润来自低廉的劳动力且利润总额不高，没办法提高工人工资，很难改善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长三角和天津等地的制造业一开始就跨越了单纯的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引来的大多数是高新技术项目，这些企业大多是做自己企业的品牌，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不但对工人而言，具有较好的工作条件和报酬，而且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对稳定得多。
   珠三角的劳动力来源决定了其相对不稳定。长三角比珠三角的人口多1倍左右，这样就决定了长三角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比广东要低得多，而地区内要较区域外的劳动力供给更加稳定，即便是在同等条件下，发生招工难的可能性和程度都要低得多。天津等其他生产基地对于外来劳动力的依赖要比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城市都低，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 （详见图1）。
   与其他地区相比，东莞和惠州等珠三角制造业基地的服务业发展滞后，不能在经济起伏时有效充当劳动力供需波动的缓冲带。东莞等地从业人员过于集中在制造业，因此劳动力供需受相关影响较大。珠三角各城市的从业人员多数分布在制造业，像深圳，惠州和东莞从事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占全体从业者的比重都超过50%，其中惠州更是达到了71.4%，而其他制造业地区的产业结构则更为均衡，像天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31%。这样制造业的景气程度对惠州、东莞等珠三角的劳动力供需状况产生的影响要大于类似天津、苏州这样的地区。
   相对于其他地区，珠三角生产基地的服务业发展滞后，为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蓄水池作用不明显。一般情况下当外需萎缩引起的制造业不景气时，部分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同一地区的服务业部门继续工作，而当制造业扩张时，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也会转向该地区的制造业寻求工作机会。而珠三角地区的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低于像天津和苏州这样的地区，这样在经济波动时对劳动力吸引和调节作用就相对较弱，导致该地区的用工荒或是失业潮都更加明显 （详见图2）。
  未来珠三角劳动力短缺将更严重
   未来5~10年内，珠三角的制造类企业的缺工现象仍将不断发生。根据未来5~10年内受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和人口结构的影响，中国将有更多的城市遭遇用工荒，程度也将更为严重。
   珠三角地区由于城镇化程度高，农民工数量少，地区内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主要靠外省农民工解决，未来缺工的频率和程度都将最为严重。2000年、2005年和2009年，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 71.59%、77.32%和80.19%，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区域内劳动力的需求不得不大部分依靠外省劳动力来解决；未来5~10年内，劳动力输出各个大省将承接大量从沿海地区转移而来的加工制造业，从而吸引大量农民工在当地就业。
   其他地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要高于广东，导致这些地区在市场充分竞争情况下更容易出现的对劳动力需求旺盛的中小制造企业相对较少，这样就使得地区内的制造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相对于珠三角缓慢。
   未来全国范围内服务业将更快速发展，而由于广东省目前服务业发展与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更为滞后，未来有望实现比其他地区更高速的服务业发展，从而产生大量中低端劳动力需求，对于制造企业的劳动力供给的分流作用将更强。
   企业需要通过增加员工培训，扩大用工来源等渠道来保证用工需求得到满足。位于沿海的企业需要通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来稳定用工来源。更多企业需要通过与农民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甚至是较为长期的合同来确保企业的用工需求的连续性，比如在用工淡季可以由企业为员工提供各类培训。企业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相关岗位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新一代农民工对于技能和有发展前景工作倾向的需求，这样就可以稳定现有劳动力。
   扩大用工来源渠道和增加企业吸引力来吸引新增劳动力。与农民工输出地区的地方政府合作，为当地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市场需求信息，从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像位于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福建和天津等地的企业可以考虑定期赴河南、四川、湖南、安徽、湖北、江西、陕西、重庆、广西、贵州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展开招聘。用工企业可以通过与所在地政府合作，与劳动力输出地区政府建立合作平台，将企业用工信息，通过政府合作平台、协会联络等渠道定向发布，企业可以通过政府到更为贫困和偏远的地区去招工。（作者单位为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 李牧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