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报 孟凡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特别需要警觉的是，我国还远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制造业比重却提前进入下降阶段，正面临 “未富先老” “四基不牢”的难题。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更高水平、更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但是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制造业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在12月8~10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不断做强经济基础，提出实施 “减税降费”、启动 “基础再造”、激发 “专精特新”、优化 “科技创新”等系列举措，可谓是 “及时雨”和 “强心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瞄准制造业，表明我国更加重视发展制造业，加大技术创新和要素资源向制造业有效集聚，努力做大做强 “中国制造”。
减税降费减轻生存压力
   制造业向来是大国经济的 “压舱石”，对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质量至关重要。我国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但是，近年来受金融、房地产行业 “暴利”增长、制造业成本快速上升、部分制造业向外转移等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简称 “制造业比重”）与美英日德等国相比，呈现过早过快下降特征。
   制造业是国家产业体系安全和自主可控产业链的重要保障，在制造业由 “大”谋 “强”关键阶段，制造业比重一旦下降过快过早，可能导致产业 “空心化”现象发生，威胁产业安全，制约创新发展，甚至会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为此，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呼吁，工业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降要引起警觉。
   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有一定的客观性。随着产业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制造业中非制造环节不断分离出来，形成了服务性产业，制造业占经济比重出现结构性下降。2020年，在外部经济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我国制造业流动资金紧张，企业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受到影响，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
   减税降费是促进企业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政策工具，可以作为 “药引”助推制造业创新，撬动优质生产要素向制造业集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制造业支持力度，实际上就是用政府收入的 “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 “加法”和市场活力的 “乘法”，减轻制造业生存压力和负担。
   在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中，制造业发挥着支撑、带动和保障作用。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不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壮大，起到 “放水养鱼”的效果，而且为最困难、最急需的制造业 “雪中送炭”，增强企业获得感。
“四基”提升核心竞争力
   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关键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比重存在下降过快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效率和竞争力提升，助推了生产要素 “脱实向虚”，加剧了 “产业空心化”风险，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在新的变局下，需要再次审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风险、挑战、问题和差距，从而努力 “破局”。
   同世界工业强国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我国制造业基础不牢、地基不稳问题相当突出。特别是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 “四基”等方面，对外依存度高，产业基础投入严重不足，面临“缺芯” “少核” “弱基”的窘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 “专精特新”企业。从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条件来看，我国已经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从 “天时”看，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产业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为实现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弯道超车”提供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地利”来看，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积累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基础已经相当雄厚，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从 “人和”来看，我国近年来就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加强了顶层设计，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供了强大政策保障。
   从激发涌现一大批 “专精特新”企业来看，我国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经突破4万家，不但有利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提升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水平，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效率，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国产品质量、附加值和品牌知名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
数字化改造促进产业升级
   全球制造业最新发展趋势是产品数字化、制造智能化、服务网络化，其中智能制造走过“数字化制造1.0时代” “数字化网络化制造2.0时代”，迎来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3.0时代”。目前，我国传统制造业成本上升，效率提高相对缓慢，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较快，但体量总体较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数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可见，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已不是 “选择题”，而是关乎生存和长远发展的 “必答题”。
   不同于德国从工业1.0到工业4.0“串联式”发展，我国传统制造业发挥后发优势，要采取“并联式”发展方式，即采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并行推进、融合发展”技术方针，不断推动 “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认为，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需要朝着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方向出发，依托优质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协同创新，加大对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高端仪器设备、集成电路等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从而在全球供应链 “制高点”拥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