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地震过去20多天了，国内的“抢盐风波”也早已成为笑谈。不过，随着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有可能从五级上调到六级这一现实，使诸多行色匆匆穿梭于市井的百姓的口罩依旧扣在脸上，那怕他们距离日本遥有千里。其实，不仅仅是这些。虽然，此次日本大地震并未掀掉那怕是中国的一片瓦，但就像如今全球化的作用无处不在一样，其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也绝不仅仅是使日本本岛发生些许位移那么简单。
   由于数十万亿日元甚至有可能更多的救市资金被抛向市场，已经促使一些资源类大宗商品的价格发生了明显的上涨冲动。
   在国内证券市场上，以东方电气、中核科技、中国一重、沃尔核材、二重重装为代表的 “核电概念”股，在短短的几个交易日内，已是飞流直跌20%～30%。
   在德国，巴登-符滕堡州太阳能氢能研究中心的弗兰克·穆西奥尔近日则表示，以前德国可再生能源的研究计划总是一再延误，但现在则是刻不容缓了。德国可再生能源协会最近宣布，到2020年将逐步淘汰核能发电站。其专家称，40年后德国所有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资源。
   那么，中国能源发展战略是否也会因福岛核危机而做出相应调整，会调整些什么，调整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否具备，或者是如何取得相应的技术解决方案。而更深层的则是如何促进在任何调整行为中所必须具备的技术能力高水平构建，破解为什么以往政府普遍积极参与创新活动，而成果却很少出自国有企业，反到是像华为、中兴通讯、三一重工这类企业却在展示出更为出色能力这样的问题。对此，又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目前，我国电力构成以火力和水力发电为主。而火电的投资正逐步降低，像核电、风电的投资都远远高于对火电的投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自2009年已从一个煤炭出口国转为一个煤炭净进口国，而且，煤炭年产量已达到30亿吨的红线区域，也就是中国煤炭的开采量已达到极致。此外，2009年我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已向全世界承诺降低排放量。也因此，清洁能源占比在2009年已占到当年新增装机容量的三成。曾经，核电被作为一种替代能源的选择受到高度重视。为此，国家2020年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了 “装机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届时核电装机达到4%”的目标。而这个比例一直被视为是一个保守数字。据统计，目前国内在16个省的核电初步选址超过50个，机组240台，装机规模达2.7亿千瓦，其中内陆1.2亿千瓦，沿海1.5亿千瓦，正在申报的还有近1亿千瓦。那么，受日本福岛核危机的影响，这种 “井喷行情”是否会暂且划上一个句号呢？的确，最新的消息是，核电项目审批暂停。
   如果，中国未来同样以追求可再生能源发电为一种目标的话，那么，水电无疑将被优先选择。因为，目前我国水电开发空间还很大，经济可开发量为5.4亿千瓦，技术可开发量为4亿千瓦。到2010年底，我国水电装机为2.13亿千瓦，目前开发度39%，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开发度。有专家指出，中国水电建设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到2020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3.8亿千瓦，甚至接近4.3亿千瓦。不过，即使如此，水电在电力结构的占比也不会超过四成。何况，水电建设可能改变原有河流的水流流态、水温、水质和地形等水文、水动力条件，破坏水生生物生长、产卵、繁殖所必需的生存环境，降低了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带来了原住民被迫迁移、地质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其污染高于火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显然，如何更好的、绿色的加以利用，对发展水电而言，同样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那么，对比如像城市垃圾发电、潮汐发电等其他清洁能源的发展是否也将成为可选择的途径之一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这种发展建立在绿色和相对经济的基础之上。而重要的还是拥有一个安全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在过程中的引导与扶持则是必须的。
   近日，欧盟通过法案，对凡是进入欧盟的航空公司收取碳排放费用。而欧盟提出的一个减少费用支出的方法是购买欧盟最新开发的航空器。
   可见，在当今的经济行为中，技术能力决定着话语权。而中国要匹配这种态势，惟一的出路仍是尽快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处变不惊。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有没有，有多少，或者是有什么性质的 “太阳能氢能研究中心”。（本报记者 邓继跃）